1938年以后,當國內沿海地區都淪為戰區時,香港的自由港地位,便愈加顯得重要了。中國政府急需的抗戰物資,要從這里轉運到內地,為此,政府的金融、外貿、運輸等企業,紛紛來港設置分支機構。香港——這顆東方之珠,此時儼然成了戰時對外轉運、國際貿易及外匯基金運籌的總樞紐。許多內地工廠為了躲避戰火,千方百計往香港搬遷。據統計,到1940年下半年,從內地遷港并繼續開工的大小工廠,已注冊或未注冊者,合計有432家。內地學校也往香港搬,廣州淪陷前,廣州大學、國民大學、嶺南大學、知用中學、廣州大學附中等大、中學校,都陸續在香港、九龍、新界設立臨時校舍,繼續開課。戰火燒至廣州后,情況急劇惡化,駐防香港的英軍開始在鯉魚門和汲水門布置電纜,安放水雷,規定所有輪船必須按指定的時間、航線出入港口,入夜則封鎖海面。臨戰氣氛,一天天濃厚起來了。戰爭逼近的另一個征兆是:從珠三角涌來的難民,與日俱增,簡直可以用四個字形容——排山倒海。香港人口從世紀初的26.3萬,到1939年突破163萬。達到了每20年增長1.4倍至1.6倍的驚人速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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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鐵路逃來香港的難民

世界經濟尚未從1929年至1933年經濟大危機中復蘇,1937年又爆發了新一輪的經濟危機,英鎊、美元相繼貶值,累及香港經濟也一蹶不振,銀根收緊,市面陷于蕭條,商界哀鴻遍地;深水埗、旺角、九龍城大量新建樓宇,十室九空,租金一減再減,亦無人問津;酒樓、茶居門可羅雀,店家絞盡腦汁,推出各種優惠來吸引食客,仍難以維持。但隨著難民潮的到來,香港房地產竟因禍得福,出現了某種畸形的繁榮,市區的空置樓宇,幾乎被租賃一空,租金逐日飛漲,以致港府要出臺規定,限制業主以加租方式驅趕舊租客。

在1938年6月4日的《申報》上,刊出了觸目驚心的大標題:“廣州避難市民,來港者近十萬眾!”為了控制來港人潮,在廣州淪陷前,港英政府作出規定,凡來港者,必須每人持有港幣至少20元或同價的財物,才準許入境,搭船與火車一律。在6月2日的《申報》,載有一條令人心酸的消息:

敵機向廣州市區施行強暴投彈,毀我非武裝區域,故連日逃難來港者達三萬余名。昨日下午3時40分,由廣州開來之輪船,有佛山、東安兩輪,載來搭客三千人有奇。而未有20元之搭客,被帶往警署暫留查問者,約在70人。據逃港之難民談,彼等在廣州落船時,多數乘夜在西濠口等候,否則無法落船。火車原定下午5時50分在省開行,但正午12時以前,車站已擠滿搭客等候。

6月3日的消息:敵機接二連三慘炸廣州,故逃難來港之難民,有增無減。昨日到港之輪船,有泰山、西安、天一、廣西等輪,西安、天一兩輪于下午3時10分抵港,載來難民二千余人。泰山輪則于4點30分抵港,載來難民亦有二千余人之多。廣西于6時到港,載來難民九百人。其中無20元備款被逗(扣)留者有百人,由囚車送往警署留訊者。此次逃避來港之難民,而未有攜備20元被留者,連日甚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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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徒步抵港的難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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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0年徒步抵港的難民

表面繁榮的下面,是危機與苦難的日益加深。這種情況,日甚一日,持續到廣州淪陷,省港之間的水陸運輸交通,被完全切斷。但民眾翻山越嶺,泅水渡河,穿越邊境者,依然絡繹不絕。在1939年3月2日的《申報》就曾報導:“自日機慘炸深圳后,避港難民,又突激增,據警務總監司徒永覺氏稱,去周內截至去月廿五日止,本港新界難民增加人數,共總三千有奇,悉由政府各難民所收容。其中有四名為軍人,其余悉屬平民云。茲將去周各難民營人數錄后:京士柏1428人,馬頭涌780人,北角1524人,錦田2633人,粉嶺北站989人,粉嶺南站1284人,槎坑577人,共9880人。而去周則總共僅有6996人云。”

這只是在中國全面抗戰爆發,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,兩百多個星期中的一個星期的情況。這類消息,充斥香港各大報章,充斥著幾乎每個星期、每一天。據3月12日公布的調查結果,滯留在港九及新界各難民營里,已超過一萬人,還有大量露宿野外,或流入市區的難民,處境更為艱難,卻無從統計,情況在在堪憂。

內地每一次遭逢天災人禍,香港人總是在第一時間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。面對洶涌而來的難民潮,香港各界踴躍發起救助活動,形式多種多樣。上流社會舉辦各餐舞會、賽馬會為難民籌款,下層社會則以賣花、街頭義演等形式籌款,或走街串巷,沿門募捐,然后把各界捐出的帳篷、衣物、被褥,送到難民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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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元朗接受慈善團體賑濟的內地難民

1938年8月,在深水埗發生了一件很轟動的事情。有兩個菜販子,激于“火一般的熱心”,決定把自己的衣服拿去典當,然后用這筆錢購進了一批蔬菜,在市場上義賣。當“義賣捐款救國”的標語在攤位前一貼出,人們便“呼”一聲圍了上來,小販呼吁大家有錢出錢,有力出力,支援國內抗日救國。菜很快被搶購一光,許多人是用高于市價的價錢來買他們的菜。收市以后,小販把一天所得全部捐了出去。

這兩個菜販的義舉在附近的村民和街坊中迅速傳開,第二天開始有一些小販效法他們,第三天加入的人更多了,有七十多位深水埗小販,聯合舉行義賣。“義賣冬瓜二十擔捐款救國!”“義賣蘿白,趕走蘿白頭!”“愛國人人有責”的橫幅和標語,紅紅綠綠,琳瑯滿目,掛滿了市場和街巷。附近工廠的工人聞風而來,爭先恐后,掏出僅有幾個斗零,參加義買義賣,現場人頭攢動,喧呼盈天:“餓死再說罷,打日本鬼要緊呀!”“連本帶利,捐給政府,大家要齊心來買啊!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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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一位女學生於中環賣花籌款賑濟內地難民

有一些小學生組成了“跪救團”,沿著深水埗的街道,逐個商店門前跪下,懇求大家出錢救國。此情此景,見者傷心,聞者落淚,最后往往是孩子與圍觀者哭成一片。有一些到街市買餸的女傭,感動得淚流滿面,當場摘下自己手上的戒指,捐了出去。

一傳十,十傳百。深水埗小販的義賣活動,經報紙一宣傳,整個港九、新界都沸騰了。中環也加入了義賣行列。蔬菜行、水果行紛紛響應,沿街的果蔬攤檔都貼上了義賣標志,有些小販還租下房子,舉行室內義賣,把義買者的姓名用紅紙記下,貼在門口:“張太太購香蕉一只,捐款五十元”、“李先生購蘋果一個,捐款一百元”……有一位外籍女士用兩百元買下三只蜜橘,現場排隊的顧客歡聲如雷,無不投以崇敬的注目禮。

西環也加入了義賣行列了,上環也加入了義賣行列了,洋貨攤、鮮花鋪、報館、飲食、運輸等行業都加入義賣行列了。人們的情緒達到了沸點。貨運汽車有義運,碼頭工人有義挑,飛發鋪(理發店)有義剪。而且義賣活動,迅速從個人行為,發展成集體行為。幾十家臘味店聯合起來義賣,募得七萬多元。酒樓茶室五行公會召開全體同業大會,一致通過舉行定期義賣,統一行動,張貼標語,許多酒樓還專門設計了“轟炸東京”“水淹東瀛”等菜式,吸引食客。義賣當天,各大酒樓、食店人滿為患,一天就募得三萬余元。

最令人動容的,是那些街邊賣香煙的老嫗、擦皮鞋的街童,平日餐風宿露,日灑雨淋,自己也是家無隔夜糧,身少御寒衣,卻把極微薄的收入捐了出來。這是一個創造歷史的時刻,僅一個月時間,香港小販的義賣就籌得超過100萬港元。對此海內外的報紙爭相報導,不僅震撼了全中國,極大了鼓舞了前方與后方的軍民,也震撼了全世界,讓世人看到,承受著深重苦難的中國人,依然葆有這樣堅忍、頑強、勇猛、慈悲的精神,民族有此脊梁,中國是不會亡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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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5月,長洲兒童舞獅募捐,支持抗日。一天之內,募得五百余元港幣

在榜樣力量的感召下,為支援內地抗戰和救助同胞,香港人不分城市鄉村,不分男女老幼,不分貧賤富貴,不分行業職業,有一分錢,出一分錢,有一分力,出一分力。在1938年的“九·一八”紀念日前夕,華商總會舉行了兩次義賣,拍賣的物品包括毛巾、衣服、花瓶等,也有鉆石戒指一類貴重物品。九龍籐業也宣布加入義賣,從“九·一八”紀念日起,一連義賣兩天,各商行積極響應,紛紛捐出義賣籐器。香港各界賑難會、華商總會則聯合發動募捐防毒面具。

廣州淪陷后遷到香港的中國婦女慰勞會舉辦首飾抽獎會,獎品包括各種鉆石珠寶首飾,全部由各界人士捐出,一元一張抽獎券,籌得款項用于救助難民。演藝界紛紛舉行巡回義演。一批國民黨的留港中央委員也發起開辦平民學校,向本港學校商借校舍,收容難民中的失學兒童,收取最低學費,或完全豁免,務使失學兒童能夠繼續求學。東華醫院一次過撥捐5000元給保育會作為難童的給養費。

當時中國政府發起一人捐獻一元,償還外債的活動,也得到港人的熱烈響應。中華藝術劇團舉辦巡回義演,寫信給各慈善社團及學校,要求合作,得到了積極回應。劇團應嶺南大學附屬中學學生會之請,奔赴青山參加該校的聯誼會,作為中藝巡回義演的第一站。演出劇目為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。觀眾約三百余人,都受深刻的感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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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北角專為內地難民而設的醫院

演出結束,即席向觀眾募捐,以為一元還債運動。募得一元紙幣16張,一毫銀幣510枚,仙士140枚,還有小學生以其價值四仙的食品券五張捐出,合共得港幣68.6元。由學生會代表點數宣布后,將款由該校直接交往中國銀行。在場采訪的記者,感動之余都說:這次巡回義演所捐的數目雖然不多,但以中藝的精神和各社團學校合作,將來一定會有更美滿的成績的。

1937年上海淪陷后,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從上海撤到香港。不久,她的姐姐宋靄齡也到了香港。1938年6月14日,宋慶齡在香港創建“保衛中國同盟”(簡稱保盟),由宋子文任會長,宋慶齡任主席。廖承志擔任保盟中央委員兼秘書長。受宋慶齡的邀請,香港醫務總監夫人希爾達·沙爾文-克拉克(司徒永覺夫人,Hilda?Selwyn-Clarke)出任名譽書記,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傅朗思(Norman?H.?France)出任名譽司庫,廖夢醒、鄒韜奮、許乃波等人均參加了保盟的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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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,宋慶齡和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在香港

在保盟中央委員會下面,設有財政委員會、運送委員會、宣傳出版委員會和促進委員會等。 宋慶齡在海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,許多人以得到她的簽名為榮,于是,保盟和八辦給每一位捐獻者的感謝函,都由宋慶齡親筆簽署。

當時宋慶齡在香港的生活,也相當拮據。她在給國際友人的信中說:“香港的形勢很緊張。人們紛紛逃離,以免遭封鎖(或封鎖的威脅)……我多么希望有一個無線電收音機!你們看,我的所有鄰居都有……只有我聽不到新聞廣播。我們的所有朋友都預期發生各種可怕的事情,都在準備撤離……人們爭著出頭等艙的錢去買三等艙的票……貨幣的比價大跌,這對我們這些必須在這兒住下去的人是個大問題。現在要四元錢才能換一元港幣,你可以想象到我們的境況多慘……”?以她的身份和地位,連擁有一部收音機,都成了奢侈的夢想,似乎令人難以想象,但當時的條件,確實如此困難。

然而,就在這樣的條件下,保盟從1939年4月至1941年11月,收到了各界的捐款總額達到:國幣810879.93元,港幣185640.11元,美元54437.65元,英鎊3417鎊8先令9便士,加拿大幣3059.15元,1032.32比索,38.75西班牙比塞塔,荷蘭盾:7盾。還有大量物資,包括X光機、顯微鏡、各科手術器材、醫療設備、醫學教科書、各種藥品、敷料、毛毯、衣服、奶粉、維他命、罐頭食品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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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慶齡與一架獲捐贈的救護車在中環

1939年初,保盟收到加拿大“中國愛國者同盟”捐助的五個卡車底盤,宋慶齡開心極了,汽車是戰爭時期最重要的物資之一。她馬上批準撥款,在香港安裝成五輛汽車,但不能把空著開回國內,總得順道帶點東西回去。當時紐約中國民間救濟協會、大不列顛中國運動委員會等援華機構捐獻的藥品、食品、毛毯等物資,只夠裝兩卡車。經宋慶齡奔走呼吁,動員各界人士,很快就募集到五萬元,用于購買各種物資,裝滿了五卡車。保盟派專人押送,經越南海防、廣西、貴州、四川、陜西,輾轉千里,運抵延安,交給了八路軍。

在港府的默許之下,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在香港進行著半公開的活動。它不僅向國內運送了大批的物資,而且還協助華僑及港澳同胞組織起各種回鄉服務團,諸如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(東團)、瓊崖華僑回鄉服務團(瓊團)、會寧華僑回鄉服務團(會寧團)、香港學賑會回國服務團(港學團)等。這些回鄉服務團其實都是由共產黨領導的,廖承志、潘漢年、連貫等中共領導人,和各團負責人保持密切聯系,指導他們的訓練,經常在一起商討救鄉計劃。1938?年和?1939?年,兩年間,有六百多人經八辦輸送回國,包括新四軍和八路軍急需的一些專業技術人員,如司機、醫生、護士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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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龍工人給八路軍送來他們捐贈的救護車

1939年5月,宋慶齡、陳翰笙等人,在香港發起成立工合國際促進委員會,宋慶齡任名譽主席,香港基督教主教何明華(Ronald Owen Hall)任主席,委員有斯諾(Edgar Snow)、路易·艾黎(Louis Eli)、普律德(Ida Pruitt)等人,陳翰笙任秘書。在工合國際委員會的推動下,馬尼拉、紐約、倫敦等地均成立了工合推進委員會,在海外華僑和同情中國抗戰的各國社團和國際友人中募集捐款,購置機器設備等,支持中國的工合運動。這些捐款,有部分轉送到內抗日根據地,有部分則由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用之于指定的工合業務和訓練工作。先后募集到的款項約 500萬美元。

1940年2月,宋美齡也到了香港,她是因為在國內勞軍時遭遇車禍,身體一直不適,到香港治療和休養。三姐妹都住在沙遜道大姐宋靄齡的寓所。對海內外的華人來說,香港是為國內籌募抗戰資金、物資的樞紐站。在國內抗戰最艱苦的時刻,宋家三姐妹在香港同時亮相,讓人深感香港地位的重要,而更加發憤努力。3月,宋家三姐妹一起從香港飛赴戰時首都重慶。宋慶齡在重慶的現身,打破了一直以來關于宋慶齡與重慶不和的傳言,對建立和鞏固國內的統一戰線,起到了正面的宣傳作用。5月,宋慶齡、宋藹齡離渝同機返回香港。

1941年4月13日,蘇聯與日本簽訂了《蘇日中立條約》,蘇聯承認偽滿洲國;日本承認偽蒙古國。蘇聯立即停止對華援助,調走蘇聯志愿航空隊。中國由于東部沿海地區的淪陷,經濟受到重創,加上日本在華南實行“封鎖戰”,物資本來就十分匱乏,戰場上每天的軍費至少500萬,一年需要18億,而國家的實際收入,只有三分之一,陷于捉襟見肘的窘境,蘇聯在中國抗戰最困難的時刻,作出此舉,不啻在中國傷痕累累的身上,再捅一刀。這時,香港作為中國抗戰物資集散、中轉基地的地位,便益形重要了。

保盟主動肩起民族救亡的重任,在香港發起“兩萬條毛毯運動”和“一碗飯運動”,天下風從,應者如云,這與宋慶齡的個人魅力與號召力是分不開的。1941年7月1日,“一碗飯運動”在香港舉行了開幕式,市民通過購買“一碗飯運動券”,支持中國工業合作協會,救濟華北的難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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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慶齡在“一碗飯運動”開幕式上講話

烈日當空,溽暑煎人,但市民仍熱情地走上街頭,為“一碗飯運動”吶喊助威,他們簇擁著一只大碗的模型,走過上環、中環、銅鑼灣、灣仔等鬧市區,高呼“多買一碗飯,多救一個難民”的口號,所到之處,觀者如堵。市區巴士和雙層有軌電車上,也貼滿了“大家來吃愛國飯”,“為祖國無家可歸的難民請命”的標語。劇作家于伶向全港呼吁:我希望每一位吃得起飯的人,多購買“一碗飯運動券”,我希望每一位吃不起飯的人,無力購買“一碗飯運動券”,也能了解“一碗飯”運動的意義。

有一家酒樓在門口張貼廣告,承諾在運動中捐款達100元以上者,該店用鎮店之寶的大紅古碗盛飯款待,酒樓還推出巨型愛國飯:碗內有白米一斤,鮮蝦肉四兩、雞肉四兩、叉燒四兩、雞蛋六個,售價港幣100元。許多人爭先恐后,踴躍購買,有的家庭還扶老攜幼,全家出動來吃“愛國飯”、“救災飯”。其場面之熱烈,令人感動。

9月1日,“一碗飯運動”圓滿落幕,有150萬香港市民參與了這個活動,原計劃發售餐券1萬張,每張2港元,共計2萬港元。最后純收入達22144港元,國幣615元。英國賑華會香港分會將款項湊足2.5萬港元,全部捐贈給工合國際委員會作為救濟基金。

1941年,香港華商總會募得款項1000萬元。香港人捐獻的飛機、汽車、醫療用品等物資,部分由宋慶齡或廖承志轉交,部分則由一些忠驅義感的香港人自行組織,冒險犯難,突破日軍封鎖線,源源不絕地運送到內地。

香港人的慷慨捐輸,不僅用于支持內地的抗戰,而且亦對英國抗擊德國法西斯的戰爭,有所援助。例如《南華早報》發起的“轟炸機基金”籌得267.1076萬港元,英國戰爭協會籌得70萬港元,英國救濟中國基金籌得17.28萬港元,立法局亦兩次向英國捐贈160萬港元。據不完全統計,香港在戰前共捐出1000萬港元給中、英兩國,支援戰爭。

局勢雖然險象環生,但香港人依然是每天都在忙碌,早出晚歸,為口奔馳。事實上,香港人的日子也不好過,一粥一飯,來處不易;半絲半縷,物力維艱。然亦唯其如此,他們對國內抗戰的無私奉獻,才更顯得難能可貴,更值得青史留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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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國青年救護團成員正在給難民看病

除保盟外,還有各式各樣的青年團、婦女會、學生賑濟會、同鄉會、華商會等,亦紛紛成立或擴大服務,為抗戰作出貢獻。不僅殷商富戶慷慨捐輸,就連不少貧苦的低下層市民亦節衣縮食,踴躍參加各類支持抗戰的活動。一些本地居民,更組成慰勞會、回鄉服務團等,前赴還未給日軍占領的地區為抗日出力。人不分男女,不分貧富,不分職業,有錢出錢,有力出力,構成了一幅感人至深的全民抗日圖。